仙居文明楼

　　说说仙居文明楼

　　仙居建城楼的历史比较晚，根据台州最早的府志《赤城志》记载：“城周回六百步，唐上元二年（公元675年）筑。宋宣和寇乱，统制姚平仲、张思正驻师于此，因再筑焉”。在唐朝的时候，仙居只是筑了土城，到宋朝吕师囊起义，驻守的官员怕土城不牢靠，就开始建石头城墙。城墙建好后，在东、西、南三面各开一门。宋朝大理学家朱熹巡视仙居的时候，认为在东门建楼可以护卫风水，能“收地势之全气”，位置极佳，他发现仙居的文脉集中到东门这个位置，曾惊叹“地气尽垂于此焉”。 朱熹是大理学家，精通阴阳学说，对风水很有研究，于是他就让当地官员在这里建了一座楼，并把楼的名字取为“登龙”，又立了两块龙首一样的彩色石头，保护这里的风水。

　　楼建成后，“登龙楼”成了文人的聚集地，仙居果然登科第的人越来越多。虽然风水之说难以令人置信，但仙居从宋朝陈襄来当县令开始，倡导文风，读书的人多了起来，在东门建“登龙”，更是对读书之士的鼓励，所以登科第的人倍增也不足为奇。

　　到了元朝，“登龙楼”饱经风雨，一度倒塌，官员陈天吉、蔡国宾重新修建，访副使高泊元，把“登龙楼”改名为“文明楼”，沿袭至今。而西、南的两座楼，都因失火而毁，惟独“文明楼”保存了下来。

　　明嘉靖年间，公元1556年的时候，仙居县令姚本崇想把原来仙居旧城墙的土墙全部更换成石墙，获得上面的批准。哪里知道城墙还没有建好，遇上倭寇突然来抢掠，城墙被攻破。当时倭寇从永嘉金溪登陆，攻陷了仙居县城，屯兵40多天，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，仙居损失惨重，县令姚本崇因此也被流放到边疆。之后，知府的佐官毛德京继续着手对城墙进行修整，把城墙往西拓展到5里，宽3丈，高4丈，全部用石头砌成。全县城范围共设5个门，门上面有楼，由于倭寇经常来犯，毛德京督察得很紧，结果遇上雨天，城墙根基的泥土塌陷，差不多一半的城墙都倒塌了，毛德京被罢官。继任的官员萧文清来之后，用了3个多月时间，才把仙居城墙修好，把东门称为迎晖门，城楼叫做启明楼；南门称为来熏门，城楼叫做宣泽楼；西门称为庆丰门，城楼叫做惕庚楼；北门称为拱辰门，城楼叫做思荩楼；小南门称为省耕门，没有楼。

　　这一次大工程，耗费了仙居大量的人力和财力，共用去白银10万锭，造成仙居国库空虚，从此仙居县城的大致框架基本定型。

　　明朝的时候，文明楼因年久失修，再度倒塌破损，从此仙居考中进士登科第的人越来越少。到明朝1467年，文明楼再次得以重修，时间长了又倒塌了。后任刑部尚书的应大猷、后任参政的张俭、吴廉等人还在学校读书，大家出钱出力，在原址上重建文明楼。不久，仙居文人登科第的数量又多了起来。所以古人一直认为这座文明楼维系着仙居的文运，很是应验，从地方官员到民间文人，历代都非常重视。

　　公元1550年，祖籍江西的双罗先生，派到仙居来从事教育工作，听到文明楼维系文运的事情，就亲自到现场去看，认为“不可无楼也”，于是召集文人志士，商议修楼，为了不打扰民众，大家基本上以捐款为主进行集资，经过两个月的时间，文明楼得以重建。于是这里又成了文人汇集之地，大家登楼会文，远眺山辉涧光，看银河，说天文，心胸开阔，意气风发，出了一大批英雄人文，如吴芾、郭磊卿、陈庸、吴梅卿、郑恕、郑宪、王钰、卢迥、王一宁等君子之流，都是忠孝节义，文章德业，日月生辉。这段时期仙居人才辈出，文化璀璨，可以称得上仙居历史上文化最辉煌的阶段。

　　清朝乾隆四年（公元1739年），为纪念朱熹，文明楼上又建了一间平房，祭祀朱老夫子。乾隆二十六年，知县祝元程又重修文明楼。嘉庆二十一年（公元1816年），知县常永安重建层楼复阁，壮丽非凡，并且供奉魁星神像，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，称得上是一场文人盛会。同治四年（公元1865年），仙居人对这座关系文运的文明楼进行再次整修。最后一次重修可能就是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的那次了，离今天也有138年。

　　时光飞逝，文明楼从诞生开始，几经劫难，修修建建不下10次。今天的文明楼虽然有点破旧，然而那些精美绝伦的石头雕刻仍然能引起我们漫无边际的遐想，让我们穿梭在历史的回忆里，似乎隐隐约约又听到古人在那里吟诗作对，指点江山。

　　文明楼，尽管古人常将它和文运兴衰联系在一起，虽然有点牵强附会，但它永恒地刻在了仙居人的记忆中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是我们仙居人心中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！